BIM与变革 | 一个穿越回古代的聪明人是怎么把事情搞砸的

 

关于BIM的发展, 有人说它是未来的趋势,有人说它动了很多人的蛋糕。无论大家怎么众说纷纭,一个事实摆在所有人的面前:BIM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,带着天生的优势一举改变建筑业的格局。

对于新技术变革,总会有人表达质疑,也有人高举坚持创新的大旗。有人说「BIM根本不适应中国的国情」,也有人说「BIM本来就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达成」,这样简单的解释难免让人感觉有点苍白。你看,前几天关于装配式建筑大家又吵得不亦乐乎。

今天我们试试换个角度看待这些争论。

先来给你说说历史上一件特别怪异的事:一个聪明人,带着现代金融知识穿越到古代,本以为可以办点大事儿,做一朝名相,结果是怎样一步一步把事情搞砸的。

1.华丽的登场

时间回到公元1067年,中原上一家庞大的公司——大宋,迎来了它的第六任CEO,姓赵名顼,历史上叫他宋神宗。

话说宋神宗上任要办的第一件事,就是安葬他刚去世的父亲,这时候丢人的事发生了。

宋神宗把财务部长叫到办公室,问国库里可以拿出多少钱办丧事。账本一摊开,傻眼了,过去一年的支出是收入的两倍。此时的大宋企业,已经是入不敷出,按当时财务大臣的原话来说,就是「百年之积,惟存空簿」——没钱了!

宋神宗吓得马上召集各位部长,也就是言官大臣,赶紧给我想办法,凡是能提出解决方案的人,直接重用。

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就在这时候登上舞台,后来这两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也决定了大宋未来几十年的去向。

第一位名叫司马光,对,就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位。之所以被宋神宗看重,是因为他写了一封万言书,明确指出了大宋集团的问题所在:国家不是盈利能力差,之所以出现赤字,问题在于乱花。

司马光把问题总结为六个字:冗员,冗军,冗费,也就是官僚机构臃肿,官员太多,军队人数暴涨,财政开支猛增。

宋神宗一看,这位是明白人啊,招来面谈。可司马光毕竟是那个时代最标准的士大夫,信奉传统儒家的治国之道。一见面就讲了一堆大道理,什么「修心治国」、「善于择人」、「赏罚分明」。

宋神宗说,你说的道理我都懂,可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啊!

于是宋神宗又找到第二个人,今天的男一号,王安石。

宋朝人的画像都长一样啊!

后面不放插图了…

一开头我们说他是穿越回去的,这可不是BIMBOX给你胡诌啊。王安石的「穿越者」身份,一直是很多历史研究者津津乐道的。这位老兄提出的观点,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实在是太超前了。

他也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万言书,里面说到,国家出现问题,并非钱财不够,而是理财能力不行,而根本原因是法令不行,想搞钱,得先变法。

这个提案让宋神宗眼前一亮,于是也把他招来面谈。一见面宋神宗就问王安石,我想实现天下大治,具体该怎么做?

王安石说:变风俗,立法度。

宋神宗早就听腻了司马光等人的大道理,一听这席话热血沸腾,对王安石一见倾心。

王安石这时候第一次发挥出「穿越」的特性,他似乎已经预见到未来一样,把宋神宗拉到墙角说,我要变法,以司马光为首的文官一定会往死里怼,老大你得挺我,否则这事肯定得黄。

宋神宗说,您瞧好吧,我往死里挺你。

后来,就发生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第一次著名的辩论。

关于下一步工作,司马光问王安石,你说当务之急是啥?

王安石说:找到善于理财之人。

司马光一听就火了:你说的好听!自古所谓理财,不过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。

王安石哈哈一笑说:你懂什么!提高税率这么低级的事我能提么?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,才叫善于理财。

司马光嗤之以鼻的说:你那是无稽之谈,天地间财富就那么多,不在民间就在公家,这边多了那边就少,你从哪变出钱来不成?

 

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,司马光认为「财富总量不变」的看法都是绝对正确的。

王安石提出的「不加赋税,发展民间经济,把蛋糕做大,用钱生钱」这些观点,放到现代来说叫做「市场经济」,这可是直到20世纪《国富论》出版,才形成的完整理论体系。这是他第二次展现出穿越者的特性。

王安石的理财之道,在当时主张「修心治国」的司马大人来看,简直就是欺上瞒下的骗子行径,骂了一句「臭流氓!」,司马光就病倒了。

王安石可不管司马大人的健康状况,在与宋神宗周密计划了十个月后,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。

2.诡异的阻力

我们来看这位王大人怎么给宋神宗变戏法。

首先推出的是「均输法」。

当时大宋有一个部门叫发运司,主要任务是按照朝廷命令到各地征收好东西。可是各地的特产一直在变化,中央政府里的官老爷哪里知道这些变化呀,有时候某省被摊派了丝绸,却不产丝绸,就得花钱去别的地方买,而真正的特产却烂在地里没人要。

均输法就是针对这种浪费而推出的。简单来说就是增加发运司的权力,让他们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,各地方产出什么,因地制宜地征收物资,可以在物价比较高的地区收钱,然后去物价低的地方花钱采购。

相当于大宋开了一个官方的买办公司,解决了供需脱节问题,还让官方在买卖中获得了利润。

这个法令没有动官员和百姓的一分钱利益,单纯的把原来浪费掉的资源变现了,大家总会心服口服吧?

还真没有。

均输法一出,王安石就被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。理由让人哭笑不得:堂堂一国之府,居然开公司做生意,哪里符合孔孟之道、君子之术?

宋神宗守住了力挺王安石的承诺,少废话,凡反对者,一律贬出京城。

接下来推出的是王安石变法中最核心、也是争议最大的「青苗法」。

「青苗」说的是春天还没成熟的幼苗。每年到春天的时候,农民手里去年的粮食已经用尽,而手里的青苗尚处于成长阶段,有预期增值,却没有钱去耕种和生活。

以前,农民只能去跟地主借高利贷,一旦来年欠收还不起,就只能变卖家当去从军。

王安石从翰林院大臣摇身一变成了国家银行行长:你们别去和地主借了,用手里的青苗做抵押,政府直接借给你,利息比地主要的低很多。

这个法令一推出,立刻就有大臣们纷纷上书大骂王安石,理由更是雷人,说他「大奸似忠,大诈似信」,额……就是看着像好人,其实是坏蛋。

宋神宗对这些指控一律不听,大伙又找不出王安石其他的罪名,王安石无论人缘怎么样,在私德方面没有污点,一心只有变法。

可说来也巧,正当所有人端着放大镜挑毛病的时候,真出事了。

前任宰相韩琦从河北寄来一份奏章,细数了青苗法在实施中的最大恶果:强行摊派。

地方官员不管农民是否需要贷款,强行规定款额,有的地区甚至出现钱没借、利息必须还的奇葩现象。

说到这儿,咱们得解释一下了。

你有没有觉得奇怪,为什么官员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一股脑反对王安石?为什么法令推行不久就真的出了事?

首先说反对派,分两种人。

第一种是司马光这样的人,他们是真正的守旧派,认为祖宗定下的规矩,即便有问题也可以修修补补,这么多年不是挺好的吗?变革太着急一定会出事,所以反对变法。这种人,是真正关心大宋江山的。

第二种人关心的并不是国家利益,当国家的大利与自己的小利出现冲突时,他们选择了反抗。以往农民借高利贷,养育了一大批富裕的地主阶级,许多官员从民间得来的利益大部分都来自于地主,青苗法一出,地主的利益没了,他们也跟着受损。当然,这部分人不会和皇帝谈利益,只会谈王安石「大奸似忠」。

再看「青苗法」推行为什么真的会出事。

朝中大臣一面倒的反对,让王安石陷入了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,总不能一个人把活全干了吧?

地方上的官员可不傻,以往想从地方熬到中央,不知道要熬多少年,现在皇上力挺王安石,王大人手底下又缺人,正是表现的绝佳时机。

「青苗法」是否成功,无非就是看国家通过它挣了多少利息,这是唯一的指标。

于是,为了数据好看,青苗法说是只在陕西先推行,结果扩大到了河北、京东、淮南三路;说是给农民贷款,后来硬是摊派到了城市居民、甚至是地主的手里。本来是救民的法案,却成了害民的老虎。

至此,事情开始走向失控。出于不同目的的人结成同盟,成为「反对党」,而这边一心想借机升官的人结成「变革党」,两党之首司马光和王安石,也开始走向「对人不对事」的水火不容之路。

回到我们的故事,这时候宋神宗也有点犹豫了,不能落得个坑害百姓的暴君之名啊,要不先缓一缓?于是就暂停了青苗法。

这一暂停,王安石就请病假了。

你不要奇怪,宋代的大臣一旦不爽了,最爱玩的就是请病假,皇帝还拿他们没办法,不能打不能罚,只能安慰。

宋神宗求了王安石很多次,王安石终于答应重新来上班了,他和宋神宗说:当时我怎么和你说来着?你怎么答应我来着?刚有点反对的声音你就挺不住了,变法还怎么玩?

宋神宗说,是是是,是朕用人不当,这就把他们给贬出去(这话真是正史记载的)。并非他怕王安石,而是王安石实实在在给赵老板赚回来大笔的银子,这比什么君子之道可好使多了。

快刀斩乱麻,几个月的时间,朝廷中所有反对变法的人几乎都被贬出京城,包括最大的政敌司马光。王安石也被任命为宰相,一时权倾朝野。

同年,王安石又推出了「保甲法」和「免役法」。

「保甲法」内容比较简单,就是民兵制,十家为一保,忙时耕种,闲时军训,有点效仿秦国走军国主义路线的意思。

「免役法」则又是一条超越时代的法令。

当时大宋施行的是差役制度,不管你家是经商还是农忙,轮到你了就得去给政府做事,还没有工钱。

新法出台后,不愿意干活的可以交钱,政府再拿这些钱去雇佣愿意干活的人做事。当然,这一进一出是有差价的,政府也能从中获利。

王大人的初衷是把差役货币化,让人民自愿选择,拿钱干活的人也更卖力气,政府还能赚钱,这一条也是王安石个人最为自豪的法令。

公正的讲,大权在握的王安石没有谋求私利,而是一心继续搞变法,此时的王相公,是真心相信自己大义凛然、真理在握的。但同时,他已经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,一场危机正在悄悄向他袭来。

3.黯然的落幕

历史在这里分裂为两条线。

我们在教科书中读到的历史是桌面上的「明线」,也就是朝廷中的政治博弈。在这条线上,司马光和王安石关心的是国家大方向的对错,底层具体多收50两银子,或者少饿死一两个百姓,并不是他们关心的地方。

而对历史影响更为巨大的,是桌子底下的「暗线」,也就是底层官员对新法的具体实施。

要知道,在顶层官员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大事不停争论的时候,底层执行者可不会坐在那里等着结论。他们有家要养,有酒要喝,有升官发财的基本需求,国家到底该怎么走,要走多少年,他们并不关心。

这不是恶,而是被儒家道德这块遮羞布盖住的基本人性而已。

1071年,也就是「免役法」推行的第二年,北宋首都出了一件大事,一千多名上访民众冲入王安石的私人住宅闹事,激怒民众的,正是王安石最为自豪的「免役法」。

原来,差役货币化有个交多少钱的问题,金额的多少是由地方政府决定的,这其中自然少不了中饱私囊或是政绩摊派。农民手里的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,该交的钱交不上,自然又是变卖土地的悲剧上演。

顶层的意识形态之争与底层的执行不利,所有的危机终于在次年颁布「市易法」后总爆发。

「市易法」,就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民间商团把持市场,操控物价,干脆由政府出面成立商务公司,出钱收购滞销货物,市场短缺时再卖出,遏制民商的垄断。

可王安石再一次想简单了,官商搞起垄断来,只会比民商更黑。新法不仅让百姓更买不起货物,连中小商人的财路都断了。

「市易法」还触动了一个群体的利益,就是后宫佳丽们。她们的金银首饰可不是民政部发的,都是宫外的商人送来打点的,新法一出,商人没钱买首饰了,这皇上还能睡好觉吗?

宋神宗此时在无数大臣的弹劾,后宫娘娘的枕边风之下,也再难坚持。

王安石运气也实在是差,这一年河北、河南遭遇大旱,连续十个月一滴雨没有下,一名小官郑侠献上了一幅「流民图」,把新法之下百姓流离失所的凄惨画在纸上。郑侠还和宋神宗说,若陛下废除新法,十日内不下雨,请把我斩首示众。

无图无真相,皇帝看到「流民图」后惊愕不已,后宫两位太后也不失时机的捶胸大哭,说「安石乱天下」。古代皇帝最怕的就是老天爷降灾,降了就是在惩罚皇帝,赶紧废除了一部分新法,好巧不巧,三天之后,天降大雨。

此后的斗争形势急转直下,三年之内,王安石被罢免两次,自己的儿子也在党争中丢了性命。

很快,宋神宗驾崩,尚未成年的太子继位,太皇太后垂帘听政,把在外地写完《资治通鉴》的司马光召回首都,全面废除了新法。

1086年,王安石在家中听说自己最钟爱的「免役法」也被废除,捶胸哭喊道:连这条也要废掉吗?一生心血,尽数废除,同年,王安石在家中郁郁而终。

此后,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朝中的拥护者开始了血腥的政治斗争,他们再没有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当年的君子做派,而是真正的刀刀见血,你死我活。不到40年,北宋就在这种残酷的党争之中走向衰亡。

4.安石启示录

王安石变法的故事说完了,我们把目光移回到现代。

通过这个故事,我们想说的可不是什么国家大事,正如故事一开始,我们就半开玩笑把宋神宗称为「大宋集团公司CEO」,我们要说的是关于企业与变革的一个问题:先进的理念一定能把事搞成吗?

王安石变法的理念无疑是先进的,但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总结为「超越时代导致的失败」。每个人能从这个故事中读出不同的道理,BIMBOX只尝试给你总结几点自己的看法。

1.「中国式逻辑」之下的道德论

在王安石眼中,政治立场和态度是第一位的,甚至决定了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。

可是,变革从来与道德无关,道德高尚不代表决策正确。变革需要探讨的是一大堆具体问题,能解决的解决,不能解决的保留,一点点往前走。

一旦从逻辑讨论上升到人身攻击,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仇恨之下的非理性报复。

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时候一意孤行,排挤所有反对的人,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手中的是「大义」,换成今天的话,叫「大趋势」。

同样,司马光废除最后的「免役法」时也已经丧失理智,连反对派都觉得这个法令还是有可取之处的,但司马光说,只要王安石一法尚存,我就不能闭眼。

你看现在关于建筑业新技术,是不是也存在充满火药味的攻击性争论呢?

2.推动历史的「暗线」

前面我们说,中国人喜欢讲的是桌面上的「明线」。无论是开会还是写文章,人们喜欢把无私的大事挂在嘴边,这是儒家「家天下」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。

人们经常说「以人为本」,但当我们谈到「人」的时候,并没有认真去讨论「暗线」中人的逐利本性。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,「逐利」的本性是恶的,我们要修心,要目光高远。

在王安石眼中,新法损害民众利益只是暂时的,等我「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」的理想实现了,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了,自然每个人都有好日子过。

但具体到每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人,他不会等着王安石把蛋糕做大,一天都不会等。

新法在决策层是「政策」,到了执行层就成了「政绩」。能捞到好处的人自然成了投机者,一路强推,变着法的把新法推向癫狂。

而反对者则是那些捞不到好处的人,他们同样也不会等,这里损害了我的利益,我就要去那里找补回来,再顺便找点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对你一把。

历史从不是被设计出来的,正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逐利本能,聚集到一起彼此博弈,才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真正的原动力,而大多数时候,这种推动带来的效果与设计者的初衷都是不一致的。

变革不能要求人人奉献,在古代不行,在现代更不行。当我们说「以人为本」的时候,要勇敢的说「以人的欲望为本」,顶层要名,中层要利,底层至少不吃大亏。

当企业能够把这些东西摆上桌面,哪怕只是在小范围内,而不是所有人都只谈「十年发展大计」,事情才有可能做成。

3.搞清变革的原动力

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,王安石搞起了集权,但直到最后神宗变脸,把他贬出京城,王安石也没有想通这一点:

宋神宗是为了集权而变法,而王安石是为了变法而集权。

对于宋神宗来说,「不出事儿,搞到钱」是支持变法的原动力,而一旦「不出事」这个大前提变了,他是绝不愿意因残害百姓而被钉在耻辱柱上的。

反观王安石,在自认为高尚理想的推动下,疯狂打压对手,面对变法中出现的变故也从不低头,最终成为了一个「为了变法而变法」的倔老头。

再看如今,有多少人在讨论「怎么才能实现BIM的普及?」「怎么才能提高装配率?」,完全把「使用新技术」作为了奋斗的目标,而不讨论企业真正的目的:提高效率,提升利润。

企业与个人,要做的是顺应国家的整体方针,去做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实事儿,而不是本末倒置,为了新技术而使用新技术。

易中天先生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总结为十六个字:国家主义、政府万能、理想至上、道德唯一。

或许,这也能引起我们的一些反思吧。

今天就聊这么多,有态度,有深度,BIMBOX,咱们下次见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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